《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读书笔记

马克思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篇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意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切历史都是既有的、给定的条件之下发生。这看待历史的方式既不是——按照马克思对维克多·雨果的批评——“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也不是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犯下的过错:“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构想不知不觉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是马克思看待历史的方法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看待法国革命如此;在他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之中,对于德国革命的观察也是如此。在本文中,笔者希望借助从前阅读前者的经验,去理解马克思的这篇导言:这种理解将牢牢立足于彼时的德国历史条件。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哲学的早期著作,于1843年夏天写成。从前,在名存实亡的神圣罗马帝国被法军摧毁之后,松散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直到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在法国大革命中大放异彩的浪漫主义、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和对权贵与封建制度的反抗思想,它们的传播也终于暂时告一段落。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以四大列强——奥地利、英国、俄国与普鲁士为主导的维也纳会议召开,奥地利与普鲁士都在此次会议的决议中获得了从前被法国夺走的大量土地,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维系保守制度、防止被自由主义冲垮统治的可能。1815年之前,普鲁士的制度一般被认为较为落后,在条顿骑士团的统治下,“农业结构十分松散”,普鲁士贵族逐渐占领土地并驱驰农民。在市区中,容克地主在经济上拥有大量土地,从事某些资本主义经营,同时在政治上长期垄断军政要职,并在思想上较为保守。普鲁士拥有仍然以军事贵族世袭为主的统治阶层;在诸多其他的意志邦联的国家中,“政治分裂、贵族与商人的利益冲突,以及扼杀竞争与创新的公会制度,都减慢工业发展,这的确能确保中产阶级的弱小,守住旧制度,让政局稳定”。而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直至1848年发生在德国的三月革命之间的“前三月时期”,德国一直在艰难而缓慢地与既存的旧制度搏斗。维基百科上列举了其中部分活动:前三月时期,歌德、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和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等思想家提倡浪漫的民族主义。也有其他代表向青年宣传这些思想。神父弗里德里希·雅恩设立体操会社,令年青的中产阶级接触民族主义思想——他们更设立青年会社,支持民族主义。 1817年的瓦尔特堡节更奉马丁·路德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先驱者,在宗教界引起民族情绪。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进行了该导言的写作:这是为何马克思会在导言中始终强调德国的政治实践要远远落后于其政治理论以及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政治实践;并且唯有理解这些背景,才能理解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德国与法国处境的分辨,以及分别为这两国的革命下的判语从何而来。


整篇序言的核心关切在于德国革命之可能性,德国革命之实现可能采取的方式和路径,以及应当期待德国革命应当获得什么样的成果。马克思对于德国革命的关切,在本书之中,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完成的,因此序言的第一部分是通过分析来指出为何在德国语境之中,在理论上进行批判是重要的;整个序言的第二部分,则是分析这种理论上的批判,最终在德国语境之中应当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德国可能的革命。

第一部分通过三次递进批判完成。首先是批判宗教。宗教作为一种虚假的彼岸真理,提供给在现实中麻醉的人们以虚幻的、超人式的偶像存在的满足。唯有从彼岸的幻象中清醒过来,将目光转向此岸,人们才有可能看到此岸的真实处境从而奋起反抗。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一批判在德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虽然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例如后文中马克思自己也提到的,宗教改革带来的新教在德国“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这并非是对彼岸幻想的完全推翻。更彻底的革命依然有待实现。

第二次批判是针对德国彼时的政治实践之现状的。我们应当注意马克思使用“批判”一词的方式与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不同,这并非理论上的驳斥,理论上的驳斥意味着“头脑的激情”和思维的碰撞,但马克思的批判则完全是实践意义上的,在物理现实中——如果理论真的存在物理现实的话——消灭对方,是“激情的头脑”,中心语的转换强调现实存在性和务实的目标。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何德国的政治实践现状,正如前文所述,仍然在封建制度与贵族统治中艰难挣扎,而并未达到当时英法的水平,却仍然在马克思看来值得最先进的头脑评述与批判,因为批判意味着搏斗而非交流。

第三次批判占据中心位置。德国是以其政治理论水平而非政治实践水平与其他先进的欧洲国家处于同一语境之中的,因此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批判,才意味着真正介入当代核心问题的讨论,由此才意味着开始德国革命的可能,因为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即是德国历史延续与演绎。


由三次批判始,我们将需要面对这样的发问:对理论的批判如何在实践层面上转换为革命?如果想要“一个筋斗就不仅跃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跃过现代各国的障碍”,德国革命应当如何开始?这也即本文的第二部分。但德国政治实践与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不一致性可能反映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与农奴社会所处的政治处境不同,继而对所需的理论的不一致上,如此,一个革新的理论就无法同时满足大众的需求,这种理论是不彻底的。不彻底的理论如何发动人呢?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改良式的,渐进的,“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马克思并非没有提到这种可能,但出于他在本文未提及的原因他放弃了这条路线。

在前文被多次强调的德国政治实践与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不一致性,其实更暗含了马克思对于德国各阶级之间割裂性的判断,和由此革命的困难性。这种隐忧在前文还仅仅若隐若现,但在讲到德国革命则必须面对。马克思写道:

德国的道德和忠诚——不仅是个别人的而且也是各个阶级的道德和忠诚——的基础,反而是有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出自己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因此,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史诗般的。每个领域不是在受到压力的时候,而是当现代各种关系在没有得到它的支持的情况下确立了一种社会基础,而且它又能够对这种基础施加压力的时候,它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才开始带着自己的特殊要求同其他各种社会领域靠拢在一起。

从这里出发,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必须存在这样一个阶级——它能做到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而为普遍解放而奋斗。这种奋斗能够“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这与法国革命不同。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记述的历史很明显地体现了法国人的革命性格:法国革命的第一时期,所有阶级结合在一起联合成社会共和国来反对帝制,但接着无产阶级被抛弃了;在第二时期,看似形成了稳定的民主共和国的结构,但小资产阶级被抛弃了;第三时期是议会制共和国,但紧接着将议会统领起来的大资产阶级也被抛弃了。最终,舞台上只有流氓无产积极和路易波拿巴——然后路易波拿巴恢复了帝制。虽然这革命显得失败,但却体现了法国各阶级都拥有的相当普世化的革命理想:“每个阶级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它首先并不感到自己是个特殊阶级,而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但在德国,政治实践的落后与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先进之间的割裂,各阶级之间习惯性的割裂,导致能够点燃革命的引线必定是某个能够从特殊处境激发革命的普遍性的阶级。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它所体现的经济的矛盾已经属于最先进的欧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它在政治语境上与其他国家处于同一时代;更因为它所遭受的苦难是普遍性的,“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如此,它所发起的革命才必将是针对人本身的革命,只有针对人本身的回复才是具有普遍性的,才能成为彼时德国革命的最佳出路。


我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正如马克思也指出的,彼时德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做好准备,“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并且伴随着中间阶层的解体,“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既然是由于德国政治实践落后于欧洲大陆先进国家的政治实践因而需要寻求一蹴而就的革命道路,那为何要等待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与兴起,不能等待德国的政治实践水平逐渐变成当代的?原因可能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

其二,这篇导言最终的结束似乎并未通向这本书的开始——即,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对这一理论的批判,是这篇导言起初通过三次批判逐渐通向的目的,但导言中针对这一目的本身的讨论(普遍理论的批判对于发动德国革命何以成为可能),似乎恰恰反对了目的本身,而通向了一条全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和题中应有之义似乎相去甚远。从这一角度说,这篇导言仿佛反映了马克思思想中两条并存的道路,理论批判的和实践的,并且这两条道路在本文中还未曾实现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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