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节选 读书笔记

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的节选作为我的读书笔记,是因为它虽然名为“回顾”,包含对之前事件的种种反思、讨论,却由于作者身份与书籍的性质,更是“历史的”而不是“分析的”。这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在课堂上,我们的视野部分地集中在政策的讨论之上——在宏观层面上,这样的政策会有什么利弊?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微观层面上,这一政策是如何在农村基层落地的?它如何影响到了村民们的人情关系与村庄的结构?与这本书比,之前的讨论似乎更多是“分析的”,它单刀直入地带我们进入当时的真相,以至于我们没有机会迷失在彼时的线性时间、有限空间的错综复杂的表象之中。而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事实更多地以重大事件的历史本身及其内部的评估——具体而言,是通过副总理薄一波的对高层决策的微观机制的参与、观察,对效果的评估和讨论——呈现的。政府的统率作用是农村合作化运动拥有的鲜明特质,因此源自其自身的、这一“历史的”记述让人着迷。


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一讲中,阅读材料包含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其中四个章节的内容,分别讲述“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统购统销的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版”四个主题,大体按照时间发展顺序编排,也有一些事件的进程在时间上有重合。

当时的背景大致如下:在土改之后,以小块土地私有为特征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逐渐在我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陈吉元先生指出,在解放较早的革命老区,农民生活条件改善较早,因此出现了中农化趋势和农民富裕程度逐渐“两极分化”的现象。1951年,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献指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因为较富裕的农户开始希望单干,而较贫穷的农户希望通过互助组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之后再单干,二者之间已经开始产生矛盾。值得注意,当农民产生“希望单干”的愿望时,其实他们对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互助组的规模和合作的深度很可能会逐渐提升,并非一无所知:有些党员一直在对是否允许雇工存在疑虑;部分村干部甚至阻止上升户买车买马独拴犁,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对于基层农民,还有“农村社会主义平均思想”:“我欠你粮食,但过不了几年,还不是和你一同走入‘共产社会’,甚至看到别人买马,他说,将来走入社会主义,你还不是没有马?”

在如此背景下,我将从农村基层、决策层与政策由上层到基层的实现三个方面展开讲述我的读书心得,分别讲述在这三个方面中,“历史的”视角是如何让我更加生动鲜活地置身于这部分的历史之中,从而加深了我对此段历史、此段历史中的“人”和中国农村的变化的理解。


农村基层是所有这些政策的最终落地点。所有的政策最终作用于、也消化于这一场域,变成某种实在的日常。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种机制的共同作用,这很关键,本文稍举几例。例如,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的发展其实都有统购统销和农业税的推动作用:1953年浙江搞统购的时候,一律按照合作社的产量(高于个体农民)评定当地产量,有的地方个体户的田甚至比农业社的田评产量还要高,农民怕统购吃亏,要求入社。后来在发展高级社的时候也是同样,“有些地方名义上是初级社,允许土地分红,实际上入股土地所分红利不够交纳农业税,这就使得土质较多、土质较好的农户(主要是上中农)不得不交出土地。这种变相的强迫命令是许多初级合作社建社才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自愿过渡到高级社的基本原因。”

例如,薄一波直言“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从购销两头越勒越紧”。

又例如,由于土改的完成,通过诉苦和批斗地主,农民的阶级意识被培养起来了,农民开始认为我的穷是较为富裕农户的富造成的,这导致很多农民将合作社看作揩油的地方。书中写道,“建社后,先吃中农投资、后吃国家贷款的风气逐步发展”,发生纠纷的一大点就在于“中农不投资,贫农要预支”。彼时邓子恢之所以建议浙江采取收缩方针,主要是鉴于中农和贫农关系特别紧张,他之所以不赞成合作社大发展,也主要是鉴于当时中农对加入合作社持怀疑、动摇态度。中农与贫农的关系问题后来被上升到政治层面来讨论:1953年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已经意识到了农业生产合作运动中中农与贫农的紧张关系,“如果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去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那只能是破坏工农联盟和破坏贫农中农联盟的犯罪行为”;但在1956年初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主席为文章所写的按语已经“从理论上论述了在合作社领导机关中‘建立贫下中农优势’的必要性”,实际上是把这种紧张关系公开化了。有趣的是,当时对这种紧张关系的公开化和貌似合法化,是通过毛主席“新的阶级分析和论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来解决的:毛主席按照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裕程度,把中农分为“新中农、老中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中中农、新上中农、老上中农”等阶层,“这样一分析,对合作社持怀疑动摇态度的,就不是整个中农,而仅仅是中农中的一小部分”,如此一来就并没有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的口号。

一项政策的推动还要注重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问题。另一方面,在基层干部的执行过程中,不同政策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也将得到突出体现,这说明从这个切入点进行观察是非常必要的。最开始互助组出现涣散的现象,在解放老区是由于土改进行的时间已久,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并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而在新区,则是由于基层干部还在忙于推行土改,对互助组的建设投入的精力仍显不够。又例如,在有关浙江要不要进一步发展合作社的讨论中,注意到存在的困难之一就是“县区干部几乎全年12个月都在做粮食统购统销等经济工作,只能抽一个短时间去发展生产合作社……(新社)大部分没有立住脚,没有人帮助这些社克服初建的种种困难”。


由于薄一波先生较为细致的记录,我们也得以看到在最高领导层中政策形成的微观机制,得以看到这些政策在形成之前经过了怎样的权衡与辩论,从中或许可以窥见背后的考虑是什么样的。

对苏联模式的借鉴在农村合作化运动进程中如影随影。在讨论山西互助组是否要更进一步时,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实际争论点在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究竟通过什么机制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而“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刘少奇认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在未实现这些条件时,进行集体化尝试是空想的;而毛泽东提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一争论背后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只有先机械化和土地国有化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借鉴和讨论苏联经验,在党推动农村生产合作化运动的思路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在统购统销制度一章中,薄一波写道,苏联主要通过税收的方式在农业中获得资本积累来发展工业,“主要通过价格向农民索取积累”,中国在多方讨论后舍弃了这一做法,原因是农民已经习惯了“强制卖粮”的制度,如果采用纯价格的办法,“在政治上很漂亮,但经济上带来的问题很多”。

更进一步,我们会感觉实行统购统销制度背后的考虑相当复杂。一部分是作为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工业建设,不能通过掠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只能首先让农业作出牺牲(本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中央如何在八个方案中最终选择了这一方案的过程);另一部分理由却是“我们往往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指令性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把一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统购统销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纵使邓小平再三嘱咐大家如何跟各地高级干部们讲这一制度:“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来讲”、“讲征购不讲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无法使全党同志赞成这个东西”。这两种思路彼此混同的现象实际上也出现在包括为合作社赋予半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版等事件之中。通过薄一波的记述,我会感到这种混同背后有浓重的苏联气质:1952年10月20日,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写信给斯大林,向他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其中全面提及了对大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化的安排,不同于1950-1951年间与刘少奇所做的争论,此时互助合作化运动显然已经被安排成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其中的一环了,斯大林的回信也代表了苏联对此路线的认同;另外,马林科夫宣布的苏联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粮食问题的成果也曾使得这一代领导集体在很大程度上被鼓舞过。

“历史地”去理解当时的情景所对我理解政策形成机制的启发,不仅包含某个政策背后的理性讨论在当时是如何进行的——例如刘和毛的争论、实行统购统销前在八个方案中做出选择的讨论;也不止包含当时的领导集体在思路上的选择:例如上面提到的两部分理由隐隐的混同;也包括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彼时的政策集合。陈吉元先生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虽然没有深究其中原委,但所幸还是提及了重要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将眼光放到城市之中,于1952年始,“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民族资本与国营经济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在原材料、市场的争夺上,二者的冲突不断加剧,这一情况也引起了人们对整个社会中社会主义成份同资本主义成份之间关系的关注”。之前领导集体对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包含两项: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国际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之前大家的普遍认识是外部矛盾占据中心地位,为了解决外部矛盾,对于民族资本家等现象需要保持接纳的心态。但在1952年之后,城市与农村之间出现的新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对这两个矛盾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开始发生重大转变。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标志着第一个矛盾,而非第二个,成为了彼时工作的核心。正是由于这一转变,“过渡时期总路线”才最终被酝酿提出,当前的社会已经不再将暂时继续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开始过渡。”从此刻起,农村合作化运动成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环,它的实现本身就注定包含更深层的含义。


一个新的政策是如何从上层领导集体中被下达,直至在基层中被实现的,节选章节中也有部分体现。例如在刘少奇与毛主席的争论中,毛主席已经提及不能把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但由于对刘少奇思想的批评,在实践中就没能注意这一点。还比如国家征收过头粮的现象,在薄一波的记述中,毛主席强调定产要低于实产,但最终在实际工作中未能落实。让我感到很有趣的是,在处理浙江合作社建立过多的问题,试图适当关停少部分多余的浙江省的合作社时,曾经提到的领导方式:“在这些地方为了帮助基层骨干和积极分子下台,可由我们代为出头转圜。……对省以下各级干部,亦应该逐级由上面领导同志把发展过猛的责任担当起来,使下面的同志能够无顾虑地进行工作。”基层干部与民众关系紧密,公信力和人情关系都需要小心维护处理,这也是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个实现此原理的实例。


在阅读过程中,让我感受深刻的是,唯有和当时的亲历者一同置身于此种错综复杂的、受限的表象迷宫之中,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才能更完整地感受到我们自始至终的分析对象本身。这是我选择这一文本的原因,也是我读这一文本的收获。

超越在稻城/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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